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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世界中的原则｜包豪斯第二任校长汉斯·梅耶的合作与组织｜下
多年后，经历了苏联磨砺的梅耶总结道，建筑是时间-空间中的技艺，一旦脱离时代与社会，建筑就会变成脱离现实处境的空洞的骗局，令人着迷的玩具，或者说粗鄙时尚的追随者。在梅耶加入包豪斯时，他就确定了这种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并试图从格罗皮乌斯的空间愿景的引领性转向政治愿景的同步性。建筑师只有在社会政治限定性的框架中，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17]。可以说梅耶的改制直击了生产方式的核心，是一条反向推导的路径，一条由社会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地反向推动建筑生产力的路线。改制无关乎艺术的自律与他律之争，而是为了让包豪斯能够从由原本的计划性认同已然退回到了内部的抵抗中走出来。如果分化与汇合是必经的周期，不同的工坊“有朝一日”终将合并在一起，那么个体创作让位于集体建造，正是格罗皮乌斯1919年包豪斯宣言中应有之意。由此，梅耶的回应非常坚定：“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继续昂着自己的头”[18]。言外之意就是要俯身，从一种精英的姿态回到现实中。如果将梅耶实际的所作所为，与格罗皮乌斯先前的理念以及他在各阶段的战略部署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对照，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梅耶非但不是轻率的倒转，反而是在以毫不妥协的因而也是更为激进的方式执行着。两者的实质区别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强烈表态，也不在于种种将艺术边缘化的举措，而在于理念实现途径上的结构性调整，对这一身份命名的降格处理：梅耶正在把包豪斯从一个精英化的教育机构变成一个在教学上更强调平等的生产性场所。当然这也从根本上触动到了包豪斯中很多师生对自身的定位[19]。所以，我们仍需追问的是：格罗皮乌斯原先寄望于美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调节究竟想要落足于何处？
在梅耶那里，这两者的平衡应当直接从包豪斯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由此，包豪斯在新的改制中就无所谓学院的内外之别了。它不再是相对于现实社会的异质存在，也不是由社会同化那么简单。梅耶曾说“不是社会需要包豪斯，而是包豪斯需要社会。”[20]这里不是指包豪斯需要直接融入现实社会，而是包豪斯需要对理想社会做出预设，从而检视自身的不完美。如果说格罗皮乌斯的潜台词是只要包豪斯做到足够完美，现实社会就一定会需要它，那么梅耶的态度则是：不！是包豪斯需要理想社会。不妨逆否地来说，一个理想的社会不需要一个还不够理想的包豪斯。如果梅耶真的既想将包豪斯解救出困局，又想让当时包豪斯的各种力量都还满意，那么就必须否定格罗皮乌斯留给他的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成员们各行其是，同时弱化包豪斯公共形象的激进姿态。如果一定想要延续格罗皮乌斯的路线，就必须从格罗皮乌斯自己已经做出让步的地方重新出发，回到更早期格罗皮乌斯制定愿景时的原点上去，更为坚决地执行新世界的目标！而梅耶就成了这一系列矛盾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21]。
16. 一方面，在他看来唯一能指望的“建筑师”格罗皮乌斯并没有真的与自己站在同一战壕里，他们相互不能理解对方。另一方面，他个人对包豪斯的日常生活方式很不习惯，在1927年11写给鲍迈斯特的信中，梅耶抱怨道，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那么迟缓的，我们又不是来德绍坐吃等死的”。如果不是此后格罗皮乌斯任命他做新的校长，此前一直漂泊不定的梅耶或许很快就会离开。
17. 梅耶在上任的演讲中问到：“我们的工作是由内部还是外部决定的？要么我们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帮助塑造生活的新形式，据此设置新的课程，要么我们继续让自己成为一个孤岛，以促进个体的价值，哪一种将更富有成效？”为此，梅耶是包豪斯历史中真正意义上尝试与技术相结合的人，他增加了科学课程所占的比例，自然也就抑制了艺术家们在学校中的作用。他强化各个工坊之间的融合，根据实际的职业需求展开培训，针对市场的问题推进类型和标准的研发。与此前包豪斯更不相同的是，他还倡导研究社会，并要求紧密地与工人运动和工会联合，试图更为清晰准确地锚定包豪斯所应当具有的社会使命。在梅耶看来，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有形式，如果艺术家们还想要发挥有效的社会作用，必须介入到公众的需要中去，这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
18. 梅耶是如此回应那位绘画学生的：“我认为，‘大难临头’这个词并不能完全算错。但这不仅是在包豪斯内，而是在整个世界中。我坚信，这里的人除了一起去解决摆在我们生活面前的那些无处不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外，也就别无他求了。”
19. 我们并不完全像有的学者所断定的那样，在梅耶时期，包豪斯在智识方面的论述有所减弱，倒是可以从另一种批判角度反思梅耶的做法，比如批评他过于直接地将教学上的价值判断与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对接等等。
20. 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内部维持着的某种张力，而最大张力始终存在于艺术与建造之间。梅耶所要面对的，正是格罗皮乌斯遗留下来的这些潜在矛盾，现在成为了包豪斯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相对于整个市场上的技术主导地位而言，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宁可更多地强调审美，而不是技术。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格罗皮乌斯那里，如果不能达到美学标准的，就不能投入使用。所以我们从梅耶的这一论断中，看到梅耶与格罗皮乌斯在政治动力上的区别！既有其更为务实的一面，又有其更为理想的一面。
21. 卡莱在1929年的包豪斯巡展导言中写到，如果放在包豪斯魏玛时期，期盼着绘画专业与学校其他的创作实践形成充分的互动还算是个幻想，那么现在，幻想已然幻灭。事实上，包豪斯这种内部分化的危险信号并不是在梅耶的任上才出现的。
德绍包豪斯的巡展｜1930 年在曼海姆美术馆
4. 武器之争：日常与现实政治的再组织
格罗皮乌斯曾经希望艺术能够为建造提供引领的创造力，而梅耶将经济基础看作是限制性的条件，必须在此条件下围绕着全过程展开建造的活动。在建造的动机上，梅耶罗列了一套远比所谓功能更为复杂的要素：1）性生活、 2）睡眠习惯、 3）宠物、4）园艺、5）个人卫生、6）气候、 7）室内卫生、 8）汽车维护、 9）烹饪、10）取暖、 11）日照、 12）服务。表面上看，这些要素似乎无法分类、缺乏逻辑，同时也未必全面，但的确是从已经被异化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更为具体的种种活动。从重新为此制定规制，改造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建筑师相对于艺术家是科学的，相对于其他专家，组织[22]本身又是艺术的。这才是梅耶理解的艺术与技术的辩证统一之所在。如果新的建造是社会性的事业，那么梅耶是在各种专业的边缘之处，破除单向度的视野，重新看待建筑师的角色！通过转化成组织者，给“建筑师”预留了位置，将更多的问题留给合作中的其他专家。曾经被看作是“终极目标”的建筑，成了最终的汇聚之处。尽管人们或许很难从梅耶的实践中看到他如何关注建造过程中的心理，又如何与生之要素对应起来，而且梅耶自己也未必擅长于此道。然而这并非因为梅耶的主张过于空泛，而是相较于带有知识分子精英色彩的技术美学目标，梅耶的建筑观或许更为“一般”，也更为“深远”，这是某种更为漫无边际的与他者遭遇的文化政治与生活哲学。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政治条件中，这种“遭遇”太容易被现实中更不可抵抗的权力所占用，从而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与组织的可能性[23]。
反观作为校长的梅耶，确实可以在组织过程中掌握更强的主导。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任下的包豪斯容纳更多的年轻人，不再过度信赖所谓的天分，而是通过训练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然而，从他接手的教学体系来看，这或许就是一种举措失当：果敢的英雄主义并不完全适用于这样一位校长，因为他并没有给平衡和牵制留下余地。实际的情形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包豪斯在格罗皮乌斯和梅耶之间，被撕裂成了两个阶段。而在德绍的包豪斯中，还存在着一个梅耶的包豪斯，一个内在于包豪斯的基于合作理念的“强组织”体系。直到最后，梅耶与老大师们之间日趋严重的矛盾已不再是理念之争。恰恰相反，在突然解雇梅耶这件事上，格罗皮乌斯时期就已经潜在的势力之争终于走向前台，而理念仅是成了政治局势较量中的一个由头而已。
或许梅耶会被很多人看作是包豪斯历史上的伤疤，按照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的看法，这是“完美图景中的一个污点”，正如很多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苏联之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无论怎样，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人们是如何尽其最大的可能去探测，去捕捉那个新与旧相互转换的历史瞬间。正是在诸多的可能性中，不同的人对何所谓新、何所谓旧，有着相当不同的解释[24]，并不惜在现实中以注定失败的宿命告终，甚至走向了原本所期望的反面。梅耶的部分经历或许是一种悲观的预兆：只有在总体的社会革命之后，建筑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奠定其对未来的作用。如果对于格罗皮乌斯而言，从1919到1928年是他的“包豪斯九年”，那么对于梅耶而言，他的“包豪斯”是在从1928开始，直到1936年，他离开苏联之时才真的关闭了。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悲情色彩的建筑师，梅耶更为积极的另一面一直持续到了他去往墨西哥之后，在那里他对自己此前的理念做过一次总结：“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武器，当然历史地看，它一直掌握在人类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手中”。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已经不再只是新旧之辩，更是现实中的“武器”之争，想要获得统治地位，就必须掌握这种武器[25]。由此，当我们再次回溯梅耶不同阶段对建筑的认知，还是能透过表面上的不稳定看到其中的持续之所在：承认建筑与政治这一前提关系，让建筑成为建筑的政治本身。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克服新建造，也就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偏差和贬值，让客观的知识不断扩大，并带来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变。在当下的时代，尤其是政府权能与民主程度在地理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状况下，建造成为没有计划的项目，组织与合作也早已不是建筑学的专门议题，消费引导的讯息网络资本主义和金融经济的全球流动成为当代的技术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如何获得新的总体冲力以及这一冲力的基础从何而来，梅耶再也无法给我们以任何具体的回应。但是，我们仍可以从梅耶随着时代噩运降临而不断变化的主张及其个体的生命力中看到，他勉力维系的原则。
超越建筑与城市